2007刑事司法新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

从矫正质量评估到矫正技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新发展

张晶


问题的提起
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2年后又因重新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案件的影响较大，引起了一定范围社会影响。于是，有好心的公民写信举报，怀疑该刑释人员在服刑期间，可能存在刑期“打折”的问题，或者可能隐藏监狱警察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行为。加之，社会媒体的热炒，使得本来一般性的犯罪问题复杂化了。
于是，责任倒查的调查开始。
经过紧锣密鼓的工作，调查结论出炉：尽管该刑释人员在监狱服刑时，曾经被减过刑，但，减刑材料是真实的，服刑期间的记分考核是真实的，法院裁定是依法进行的。也没有发现罪犯向任何的警察行贿，没有向法院法官送礼。
倒查，没有查出监狱执法的问题，也没有查出法官裁定的瑕疵。
其实，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只要发生了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问题，社会公众最有理由和第一个要质疑的就是监狱，矛头指向的最直接责任人是监狱警察。
这里，没有任何反对公民举报、媒体炒做、纪委倒查的意思，甚至这些将来都可能是新颖的监督形式和路径。也许有一天，倒查追究形式，成为中国特色的监督模式。我们也不是因为委屈，要推卸责任。
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重新犯罪的所有责任在监狱，那么，首次犯罪的，责任在谁？何况，犯罪和重新犯罪一样，其犯罪的引发，一定是和社会密切关联，因此，重新犯罪的责任完全怪罪监狱及其警察，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与减少重新犯罪也没有任何价值。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依然无法消除这样的疑惑，在法治社会、平安社会的构建中，人们日益关心监狱对罪犯矫正和矫正的公正性、清廉性和对罪犯改造和矫正的有效性。
我们要密切关注的是，就罪犯矫正而言，到底如何提高矫正质量，如何通过对罪犯矫正质量的评价和把握，来不断的完善监狱工作，不断提升矫正质量。
矫正罪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对矫正和矫正质量的评估更是难上加难的问题。尤其在中国，人们对社会科学还缺乏足够认识，甚至存在诸多偏见的情况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估之路，非常困难。监狱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矫正质量评估及其跟进评估，是涉及到监狱工作科学化的重要问题。
矫正质量评估与矫正技术：科学化的基础
中国哲学的一句名言说“牵牛鼻子”，意思是说，要抓主要矛盾；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表述，同样也很形象：给一个支点，就可以撬起地球（阿基米德）。而矫正质量评估和矫正技术都属于矫正罪犯的基础技术。
矫正质量评估——破解世界性难题
开头介绍的：罪犯有没有矫正好？由谁负责，如何评估？这是一个难题。
我以为，问题就出在我们没有一个科学的、为社会基本认可的衡量罪犯矫正的标准。当然，出台一个这样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矫正质量，是指服刑人员在矫正过程中所达到的悔改和达到“守法公民”标准的状态或程度。矫正质量实现的过程，是服刑人员接受监狱机关、监狱警察的管理教育以及自觉、主动参与其中的活动和过程。
罪犯矫正活动可以类比为医疗模式。对罪犯的矫正（抑或矫正）虽不能完全等同于病人的治病（尽管在美国的监狱曾经出现过康复模式），但这种模式给我们的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
医生对病人病情的反复诊断；
医院的各种有益的治疗方案；
病人发自内心的配合与主动参与……。
矫正质量评估，就在技术的层面较好的解决和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监狱机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该研究充分借鉴了医疗的模式，在对矫正质量评估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设计和构建了以矫正质量评估为抓手，全面提高矫正质量的理性框架。因此，该设计的意义大大超出了矫正质量评估本身，成为提高矫正质量的基础性的工作。因此，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从技术上解决了罪犯矫正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
矫正质量评估，强调了罪犯对其自身矫正的参与和责任。在监狱矫正罪犯的全部活动和过程中，罪犯亦是矫正的主体，罪犯在矫正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监狱机关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充分调动罪犯矫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明了自己为什么犯罪？在监狱如何度过？矫正的问题点、关键点？自己在矫正中的责任和义务？如何积极配合监狱的管理？如何在监狱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矫正?如何设计矫正方案？如何把握矫正分寸？如何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过去，监狱机关对罪犯的管理、教育，以“命令——服从”、甚至“绝对命令——绝对服从”为运作模式。尽管也强调调动罪犯的矫正积极性，但监狱机关普遍地是把罪犯当作矫正的“客体”，是监狱干警任意摆布，任意安排，任意支配的对象；加之，监狱机关在工作中，并没有形成和设置罪犯参与自己矫正的体制、机制；就罪犯而言，也缺乏自己参与矫正、自己矫正自己的意识和责任。因而，一旦监狱实行严格的管理、严明的教育，罪犯就会本能地产生反对、抵触、对抗的情绪，他们不理解，这些管理教育的要求，恰恰是对他们矫正和矫正他们的必要手段。他们比较难于参与对自己的矫正，亦缺少相应责任感和紧迫感。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是“要我矫正”，不是“我要矫正”。在实际工作中，监狱日常发生的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监狱与罪犯的认识角度、对问题的判断、看法、态度以及相应的利益引起的。在该书里，就反复强调罪犯的积极性，如评价矫正质量的目的，重要的是建立罪犯在干警的指导下拟定和不断调整矫正方案的机制。从而使对矫正质量的评估真正具有了实际的价值。
矫正质量评估，建立了评价矫正质量的模型：是指运用定量的（数学模型）和定性的分析，对罪犯的矫正质量做出以适当数量化为主，辅之以定性性的结论。其具体的评价流程是：量表测试——矫正写实（将目前的计分考核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剔除其中占绝对优势的生产劳动倾向）——管教干警评价——（必要时）专家评价。矫正质量评估模式，是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指导，以设定矫正目标为导向，以相关的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因数为组合，建立以罪犯心理、认知、行为为主要结构，以一定的问题、问卷为形式的量表评估与矫正写实相结合的评估样式。具体到《矫正质量评估》，主要的是XRX量表。该量表由220道题目构成，这些题目分别对应了心理、认知、行为的具体因子，并且根据设定（根据对100万个数据的采集、筛选而确定）了相应的“定义域”，在计算出结果后，再对应到区间和矫正状况的关键词，以此确定罪犯矫正的质量状况（即得出矫正结论）。
矫正技术的系统化与理论化
矫正技术，是指从技术的层面来矫正矫正罪犯。就是把对罪犯的矫正和矫正放到知识和经验的综合层面，如技术、技法、技巧、技艺等诸项问题；如程序、文件、和规则、工具；如设施、装置、仪器仪表等各项具体、规范的要求。显然，这契合了当下大力推进的监狱工作科学化的战略，符合了提高罪犯矫正质量的宗旨。尽管科学和技术还不完全等同，但至少，矫正技术隐含了科学的内涵、因素和基本要求。同样，矫正技术也更深层的表达了矫正技术的规律、监狱工作的规律。因此，如果说，我们的监狱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则很难说是科学的，也很难达到矫正的目的。
监狱的属性根本属性体现在法律的层面，监狱机关对罪犯的认识、态度和管理、教育方法要变，要变得公正、文明和科学。从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史和监狱发展史的一般意义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尤其是刑罚，是紧随阶级和国家的产物，而监狱是刑罚的基本和主要的载体。没有刑罚，就没有监狱；没有监狱，刑罚就没有了依托和生存的方式、空间，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刑罚和监狱，二者的关系几乎是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矫正技术包括认识罪犯的技术和矫正罪犯的技术。就当下的情形而言，矫治技术主要在以下方面不断展开和生成。
罪犯分类与处遇技术。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对罪犯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区别对待分类，是矫正技术的基本要义。
罪犯分类的内容很多，这里着重强调对罪犯的安全性分类和根据罪犯表现的处遇分类。
安全性分类，其分类的依据是罪犯的危险性，也称作危险性分类。安全性分类的学理基础是，罪犯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对他个人、对他犯、对监狱工作人员、对监狱以至于对社会的危险。监狱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监狱、监狱工作人员以及罪犯的安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安全的分类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罪犯分类。这里引进江苏省监狱局在《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中，借鉴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对罪犯安全性评估的量表，结合我国现实的情形，编制的危险性评估量表。据该量表的在江苏省8个监狱和甘肃省1个监狱的初步运行情况看，准确率达到80%——90%。
刑期管理技术。刑期管理技术，来自于医疗模式的启发。一个病人到医院就诊，必定要流经挂号、诊断、治疗程序，而诊断和治疗又是一个持续改进、提高、强化的过程。
刑期管理技术的要义在于，通过刑期管理的引进，使我们对罪犯的矫正纳入技术的范畴。从根本上改变，矫正罪犯，就是在政治上，让罪犯发生正向的符合我们预先设定的模式变化的片面的思维。在科学的意义上来审视和把握对罪犯的矫正。
刑期管理技术的要义在于，要注意调动罪犯参与矫正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这好比病人对医生的配合和互动。
刑期管理技术的要义，还在于监狱工作人员对罪犯矫正时隐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改变传统意义上那种握有暴力的强权形象，更加多的体现人文、和善、宽容的师长人格。
罪犯的矫正生涯设计━━刑期计划，是矫正技术的重要内容。
罪犯的矫正生涯，是指一个罪犯从入狱服刑到刑满出狱的一个周期中所有的矫正活动按时间顺序组成的整个过程。随着罪犯矫正难度的加大和管理过程的复杂，制定刑期计划对罪犯矫正生涯进行设计，使罪犯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守法公民的矫正，将是监狱刑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刑期计划的种类很多，包括进度计划、资源计划、质量计划、费用计划等，这些计划构成了刑期管理的中心框架，刑期管理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计划进行的。
教育矫正技术。这里不妨简洁的探讨一下，我们当下教育的种种缺憾：
从教育的内容上看，脱离实际的安排。即由监狱单方面的确定教育内容，如果说这样的设计在面上具有意义，但就某个具体的个体而言，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原则的笼统的。因而，缺乏了针对性。
从教育的机制上看，强制性方式制约了教育的技术性。如强制45岁以下的罪犯接受义务教育。显然，这样的规定，即使教育的技术再好，也是无能为力的。何况，教育技术本身的技术含量都值得研究。
从教育的模式上看，范式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一锅煮、大呼隆的教育比之个别性的教育占绝对的地位。这样的技术有着怎样的效果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
从教育的效果看，更多的理想化的成分使教育技术充满了泡沫。
　　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关于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处理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方面的纠纷数量不断攀升。目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法律性质的意见仍然不一，就业协议中违约金条款如何认定，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如何区别与衔接，都是理论与实务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就业协议的法律性质分析

　　所谓“就业协议”，是全国普通高校国家计划内全日制毕业本科生、研究生在毕业时找到工作后，根据学校的要求与用人单位或与用人单位和学校所签订的协议。国家教委于1997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当年11月至次年5月签订毕业生录用协议。之后，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制订了全国统一的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后来又由各省教育厅根据本省情况制订就业协议书，协议书由学校统一发放，每个学生只能领取一套有编号的就业协议书。关于就业协议的性质，理论学有不同看法，司法实践中做法也不一致。

　　从高校毕业流程来看，签订就业协议是高校毕业生毕业工作之中的一项重要程序，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按“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程序”办理有关毕业生就业手续。在毕业之时毕业生走向工作单位工作，人事关系(户口档案等)随之也要迁移，而迁移的条件按照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只能是通过签订就业协议书，再依据就业协议书开具全国高校统一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才能到工作单位和有关部门办理户口、人事档案和“各种福利金”等手续。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书，高等院校将根据协议书编制就业计划并上报省教育厅。经国家教育部审核下发，毕业生方可持有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此时才真正具备了正规高校毕业生的标志。从上述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流程可以看出，就业协议的功能在于学校上报就业计划、用人单位申报进人指标、毕业生办理落户手续的证明作用等带有浓厚计划分配色彩的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为了规范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因此，无论从民法还是劳动法视野下审视就业协议，都会发现有着格格不入的地方。例如，依据《暂行规定》第24条:“……未经学校同意，毕业生擅自签订的协议无效”这一规定可以得出协议三方绝不是平等的，因为学生和用人单位签署协议的前提是“学校的同意”，未经学校同意，协议无效，而且签署就业协议往往还作为大学毕业生顺利毕业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因此，由于就业协议往往不具有主体的平等性和意志自由性，也就和民事合同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从就业协议内容层面看，高校就业协议大多内容相对简单、笼统，主要是毕业生如实介绍自身情况，并表示愿意到用人单位就业、用人单位表示愿意接收毕业生，学校同意推荐毕业生并列入就业计划进行派遣。因为丧失《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劳动报酬等法定必备条款，很难讲就业协议视为劳动合同。大多就业协议的备注栏里明确约定：“甲方到乙方报到双方当即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可见，签订就业协议时各方当事人就明确就业协议不同于劳动合同，签订就业协议是为了将来签订劳动合同。这里的就业协议法律性质采取“预约合同说”更为合适。

　　二、就业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

　　无论是就业协议还是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其实质都是针对合同得以履行所设定的一种金钱担保。就业协议中违约金条款的功能在于担保协议一方当事人按照协议的约定，在符合了就业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到对方或者对方指定的地点工作。劳动合同中违约金条款的功能在于担保劳动者一方能够履行服务期和竞业限制的约定。二者之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违约金的承担主体不同。就业协议中违约金承担主体是双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都可能成为协商确定的违约金承担主体。在劳动合同中，违约金条款的设定是针对劳动者一方而言的，劳动者是支付违约金的义务主体，即劳动者违反服务期或竞业限制的约定时，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其次，违约缘由不同。就业协议是普通民事合同，违约金条款是可以由双方自由协商确定的，可以是针对不能如期缔结劳动合同的风险，这风险包括用人单位人员招聘工作过程中支付的成本和人事管理上的预期利益。也可以针对就业协议约定其他权利义务的违反或变更。而劳动合同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违约缘由由法律强制规定。因此，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经济合同，劳动合同法属于社会劳动法范畴，具有社会法的属性。《劳动合同法》对违约金的适用范围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仅限于两种情形：其一、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劳动者违反服务期限约定的，要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其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竟业限制条款的，可以约定违约金，劳动者违反的，应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同时，《劳动合同法》还明确了出资培训情形下违约金的数额以及竟业限制情形下限制的人员及期限都做了限制性的规定，明确了除前述两种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禁止性规定。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由于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本身性质不同，其中的违约金条款也有很大差别。毕业生违反就业协议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害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往往为录用一毕业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甚至对毕业生将要从事的具体工作也有所安排。同时毕业生就业工作时间相对比较集中，一旦毕业生因某种原因违约，势必使用人单位的录用工作付之东流，用人单位若另起炉灶，选择其他毕业生，在时间上也不允许。从而给用人单位工作造成被动。因此违约金的约定主要是为了赔偿用人单位招录的费用。鉴于实践中由于录用费用的举证比较麻烦，可以预定赔偿数额，预定赔偿数额与违约金性质不同，但也可以起到促使双方履行合同的目的。《上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就业工作管理办法》规定毕业生违反就业协议赔偿不得超过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这个标准还是比较合理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