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险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规定

　　保监会令（2003）3号　2003年12月18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应对保险业重大突发事件（以下简称“重大突发事件”），维护社会安定，确保保险业正常运行，及时履行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突发事件，是指与保险业相关的、突然发生的，可能严重影响或者危及保险业正常运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社会安定的自然灾害、重大意外事故以及其他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为应当采取应急处理机制的重大事件。

　　第三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主管机关，负责指导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以下简称“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和制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报告制度”和“应急预案”），负责监督、检查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重大突发事件的预防、报告和应急处理工作。

　　第四条　中国保监会、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所属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各单位”）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到位、加强合作的原则，结合本单位或者当地实际情况，依法、科学、合理地建立报告制度和制定应急预案。

　　第五条　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结合辖区实际情况，负责指导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建立报告制度、制定应急预案，监督、检查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做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防、报告和应急处理工作。

　　第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负责指导其所属分支机构建立报告制度和制定应急预案，管理和协调其所属分支机构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七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和监测工作。

　　中国保监会支持保险公司和保监会派出机构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预警和监测反应处理系统，开展重大突发事件处理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章　报告和信息发布

　　第八条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是中国保监会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常设机构，负责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的接收和处理工作。

　　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在报告制度中，明确其办公室或者综合管理部门为负责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工作的专门机构。

　　第九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主动实施报告制度。

　　第十条　符合下列规定情形之一的重大突发事件，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向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报告：

　　（一）发生洪水、台风、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火灾、生产、交通安全等严重事故，造成保险财产损失5000万元以上或者人身伤亡赔付3000万元以上的；

　　（二）发生群体性疾病、重大食物中毒等公共卫生事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可能引发大面积保险索赔的；

　　（三）保险公司现金流出现支付危机，或者偿付能力突然恶化可能导致破产的；

　　（四）保险公司计算机系统发生系统性故障，造成大量客户数据资料丢失；

　　（五）100名以上的投保人或者保险营销员集体上访、静坐或者采取其他过激行为，或者虽然不足100人但影响恶劣的；

　　（六）100名以上投保人集体退保或者起诉保险公司的；

　　（七）保险公司在承保或者资金运用过程中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被新闻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

　　（八）外资保险公司境外母公司出现严重危机，严重影响其在中国境内业务开展的；

　　（九）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突然集体辞职、失踪、发生重大意外事故或者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

　　（十）其他严重危及保险业，或者与保险业相关的、对社会影响大、危害程度高的重大突发事件。

　　区域性重大突发事件的范围和标准，由保监会派出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十一条　重大突发事件以外的一般重大事故的报告，按照中国保监会相关规定办理。

　　国务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有规定的，报告单位应当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间、性质和波及范围；

　　（二）对保险公司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者影响；

　　（三）已经或者拟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

　　（四）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三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在第一时间向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报告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并随时补充报告事态发展和核实情况。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

　　第十四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的报告要求，及时向总公司报告，并同时报告所在地保监会派出机构。

　　第十五条　保监会派出机构收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报告后，应当及时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沟通，对重大突发事件作进一步了解，汇总事件情况后，立即报告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并随时补充报告重大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及事态发展情况。

　　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及时向当地省（市）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展势态，要求部分或者全部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实施报告制度。

　　第十七条　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报告制度的责任人。

　　第十八条　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实事求是地报告重大突发事件，不得瞒报、缓报、谎报。

　　第十九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中国保监会、相关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对重大突发事件实行信息发布制度。

　　信息发布应当指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对外发布信息。其他相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信息。

　　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第二十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和事态发展情况，决定是否向国务院报告。

　　

第三章　应急预案和应急准备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成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指挥机构应当实行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制。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严格的重大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制定严密的应急预案，确保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应当将应急预案报所属总公司，同时报当地的保监会派出机构；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应当将应急预案报中国保监会。

　　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中国保险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对外发布。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应急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是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国保监会、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的组成和相关部门职责；

　　（二）重大突发事件的监测和预警；

　　（三）重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

　　（四）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收集、分析、报告制度；

　　（五）重大突发事件的分级和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六）其他应当包括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充实应急预案内容，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应当与有关部门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监测和预警信息网络，确保重大突发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尽量避免或者减少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八条　各单位应当进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加强应急人员培训，提高应急能力，查找应急处理工作中的不足和漏洞，确保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各项应急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四章　应急预案的启动、终止和应急处理

　　第二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收到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核实、确认，向有关单位了解、咨询重大突发事件情况，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估，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中国保监会分管主席。

　　第三十条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认为必要时，应当向中国保监会主席建议启动中国保监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国保监会主席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第三十一条　中国保监会主席可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决定是否成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

　　第三十二条　指挥中心是负责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领导机构，接受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协调。

　　第三十三条　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相关保险公司、保监会派出机构和保监会相关部门。

　　指挥中心成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指挥中心组成人员，按照指挥中心的命令开展工作。

　　指挥中心组成人员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期间出差、出国必须向指挥中心请假，无正当理由不得离开工作岗位。

　　第三十四条　指挥中心总指挥由中国保监会主席担任。总指挥在必要时可以指定若干名副总指挥。特殊情况下，中国保监会主席可以指定一名副主席担任指挥中心总指挥。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是指挥中心的工作机构，负责处理指挥中心的具体事务。

　　第三十五条　指挥中心的职责是：

　　（一）收集、分析、发布重大突发事件有关信息；

　　（二）调查、核实、分析重大突发事件；

　　（三）领导、指挥、协调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工作；

　　（四）提出防灾、减灾，促进保险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五）必要时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调动资金、物资和调配相关工作人员；

　　（六）制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行动方案、启用保险保障基金、巨灾风险基金或者其他特别融资方案。

　　第三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决定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后，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应当及时对外发布相关信息，包括：

　　（一）启动中国保监会应急预案；

　　（二）指挥中心总指挥、副总指挥；

　　（三）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

　　（四）指挥中心主要职责；

　　（五）其他相关应急处理工作事项。

　　第三十七条　指挥中心总指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性质，指定中国保监会有关部门或者人员组成应急处理工作小组，并根据需要调集有关单位人员参加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十八条　指挥中心可以要求相关保监会派出机构、保险公司实施报告制度和启动应急预案。

　　第三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可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情况决定调整指挥中心职责，终止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解散指挥中心。

　　第四十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保监会派出机构可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形势向中国保监会或者指挥中心提出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或者应中国保监会、指挥中心要求启动应急预案。

　　第四十一条　保监会派出机构在启动应急预案的同时，成立所辖地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并根据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开展工作。

　　保监会派出机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统一领导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可以要求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启动报告制度和应急预案。

　　第四十二条　保监会派出机构可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发展形势，向中国保监会或者指挥中心提出并经批准后，终止应急预案、解散保监会派出机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

　　第四十三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保险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可以根据重大突发事件发展形势，决定是否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应其上级公司、保监会派出机构、中国保监会或者指挥中心要求，启动应急预案。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启动应急预案后，应当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做好各项应急处理工作，随时向中国保监会、指挥中心、保监会派出机构或者保监会派出机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工作情况。

　　第四十五条　保险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可以视重大突发事件发展形势，报经中国保监会、指挥中心或者当地保监会派出机构同意后，终止应急预案，解散应急指挥机构。

　　第四十六条　实施报告制度和启动应急预案的单位应当实行重大突发事件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畅通，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第四十七条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各单位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应当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及时、统一发布相关信息。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本规定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律师参与ADR的思考

顾娟 许建添


【摘要】
ADR 是现代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统称。在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中，ADR以其特殊性和独有的优势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律师具有参与ADR的专业优势，为了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适应现实的需要，应对律师在该机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地肯定,并加以完善。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 律师参与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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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民间纠纷日趋诉讼化，大量诉讼案件让法院不堪负重，传统诉讼程序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促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应运而生。随着ADR方兴未艾地发展，以ADR为核心内容的纠纷解决的研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引起我国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我国也有非诉讼解决纠纷的传统，拥有现存的各种调解、仲裁制度及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体对这些方式亦有长期的认同和习惯，律师开展这些业务也有一定的传统。但是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ADR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还有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另一方面“过分推崇纠纷解决的权威性与单一性不仅使我们走进诉讼惟一的误区，也使律师囿于传统的诉讼业务，还由于竞争激烈引发了许多不正当行为”。[①]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ADR的缺陷与不足，并对症下药地进行改进，才能更好地发挥ADR的作用。

一．ADR的界定——一个不能省略的前提
尽管ADR的发展十分迅速，理论界对ADR一词也已不陌生，但要对ADR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非易事，可以说，“关于ADR的定义，大概是有多少拥护者就有多少不同的定义”。[②]由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相对难以准确界定。但总的说来，ADR的定义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广义说、狭义说与搁置说。广义说认为，ADR应该包括仲裁、谈判，除法院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狭义说则认为，ADR是指诉讼和仲裁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即应该把法院诉讼调解、谈判等排除在外。另外搁置说认为：“ADR的范围之争无关紧要”。[③]目前狭义说与搁置说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批评。对于“狭义说”，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主张狭义ADR说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外仲裁制度实践存在的明显差别。”[④]而对“搁置说”，有学者认为，“ADR范围之争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无关紧要’，而是‘事关宏旨’”。[⑤]相比之下，“广义说”则更为学者所接受，因为“从ADR的本意和发展历史来看，ADR的概念中应该包涵仲裁”。[⑥]尽管有如此多争论，学界普遍对ADR替代诉讼的功能没有异议，因而在现实中并未给ADR的运用带来太大的阻力，况且ADR也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内涵也不断在扩张，所以对于ADR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均呈蓬勃发展之势。就目前来看，世界各国ADR的内容与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学者大多认为ADR最主要的有调解、仲裁、谈判及其派生形式，[⑦]派生形式主要有早期中立评价、中立专家事实发现、简易陪审团审判、小型审判、聘请法官、调解－仲裁等[⑧]。
笔者认为，ADR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广义说”适应了ADR的发展趋势，间接地揭示了ADR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因此，ADR应当包括仲裁在内。

二.ADR在我国当前发展的局限性
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说：“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使争议双方在花钱少、精神压力小、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结果，这就是正义”。因此，诉讼并不是衡量是否能实现正义的唯一标准，只要能在法律范围内有效地解决纠纷，这都是正义的实现。我国当前“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得到迅速解决，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给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为了协调各方利益，更好的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节约诉讼资源，增强诉讼效果，利用多种渠道解决基层纠纷，化解矛盾，ADR同样也是一种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正义的机制。在上海市，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将从民事纠纷扩大到轻伤害案件，而且试点地区的工作已经取得调处成功率高、协议履行率高，案件解决成本低、加害人再犯率低的良好效果。[⑨]
西方ADR制度在近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中吸取了各国丰富的司法经验，其成功实践表明了ADR对解决法律纠纷的普遍适用性。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主要形式的ADR机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已为国民所熟知，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际上也被誉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美好制度”。但是进入90 年代后， 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首先表现在调节组织和调节纠纷的数量下降。1990年全国有调解委员会102 万个， 到1996 年为100116 万个， 到2000年减至9414 万个。1990 年调解的民间纠纷为740192 万件，1996年减至580122 万件， 至2000 年为50311 万件。其次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所解决的纠纷比例下降: 据司法部人士介绍， 调解与诉讼的比例在20 世纪80年代为10∶1 (最高达17∶1) ， 至2001 年将至1∶1。[⑩]人民调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民调解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解决纠纷的需要，并逐渐暴露其弱点：主持机构或人员素质低，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和能力的差别易导致某些不公平的解决结果；民众的纠纷已经突破原有的家长里短模式，新型的纠纷如房产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人民调解在新的领域中很难适应，难以发挥作用；新型的纠纷模式更加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介入，以提高纠纷解决的能力以及纠纷解决的合法性；一些律师对ADR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鼓励当事人放弃协商努力，继续诉讼。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能成为阻碍ADR发挥作用的因素。而一旦ADR失败，再次进入诉讼程序，会使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反而给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因此，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面临着许多质疑和挑战。

三.律师和ADR的相互作用
（一）ADR为律师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当代律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用也越来越突出。ADR 的广泛应用， 使得律师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现实中许多律师无法在传统的业务中取得优势竞争地位的困境，而且为其朝多方领域拓展业务提供机会；同时，ADR的成功运用有利于律师综合素质和法律地位的提高。
（二）ADR的发展需要律师的参与
1.当事人在发生纠纷而选择解决方式时，需要在诉与非诉等解决方式之间进行反复权衡和比较，考虑何种方式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些权衡的前提是其熟悉相关法律尤其是程序法律规范，而一般当事人由于不精通或者根本就不了解程序法，因此难以保证其判断和选择的理性与正确。而以诉讼为传统业务的律师，对法律的精通，对诉讼程序的娴熟，使他们面对纠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判断和衡量，能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的某种行为进行法律上的预测，从而使律师对于纠纷的评价意见更可能“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反之，如果缺乏律师的参与，就难以促进程序法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潜在功能的有效发挥，更难以实现对于纠纷解决程序选择的理性判断和正确选择。
此外，律师丰富的纠纷解决经验也同样是解决纠纷的必备条件，他能够迅速将法律、习俗、道德、事实等运用职业练就的智慧和审慎巧妙地融合，帮助当事人努力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和协议，对纠纷解决机制作出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选择，使纠纷彻底得以解决而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迷失的律师》中所指出:“不管是作为私人利益的代理人，还是作为国家事务的顾问，律师政治家所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为目标的选择提供建议。正如他以及其他所知道的那样，其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审慎地帮助他的代理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想抱负，指导他们在可选择的目标中作出抉择。”[11]
2.律师的参与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压力。在律师指导帮助下通过ADR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因为客观存在的所谓“强势当事人”、“弱势当事人”之间差异而导致的正义缺失。当事人愿意积极履行达成的协议或者合意，从而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避免使其再次转入诉讼程序，加剧司法资源有限而诉讼量激增的冲突。

四.律师参与ADR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ADR的发展，ADR专业知识和经验开始在法律职业中推广。在西方国家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习惯于借重律师的作用，律师在ADR中的态度和作用往往与纠纷解决成败攸关，因此，各国在推行ADR时，通常也大力鼓励律师参与。[12]尽管我国律师有开展ADR业务的实践形式，但是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制约律师拓展ADR 业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
(一)社会观念的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普遍认为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正式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而不是传统的、非正式机制的利用和发展；需要重视和加强的是公民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实现自身权利的意识，而不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进行交易、达成妥协。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片面的法治观，把非诉讼方式作为法治的对立物，力图单纯倡导法律至上、大力提倡通过法律和诉讼实现权利，计划以大量增加法院和律师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纠纷。在诉讼的增加被作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的标志之时代，ADR的价值自然而然地会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
(二)律师参与ADR缺乏法律规范
我国《律师法》第25条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这是我国律师从事ADR实务的法律业务范围的法律依据。但是，仅仅这么一条规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ADR的发展需要。律师如何参与ADR，当事人如何聘请律师参与ADR，律师如何收费，都没有规定，现实中做法也参差不齐。其中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律师参与ADR的收费问题，如果收费太低，将打击律师参与ADR的积极性，如果收费太高，当事人选择ADR的热情也可能降低。在ADR业务中律师所得到的收入低甚至成为律师对ADR业务积极性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律师也无义务向当事人告知ADR程序，法律也并未规定何时使用ADR，除了劳动纠纷中仲裁是诉讼前置程序外，缺乏特定案件必须先使用ADR程序的规定。在利益的驱使下，律师也不太会建议当事人使用ADR，大大降低ADR的使用率。如果律师参与ADR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反过来将限制ADR的发展。
(三)我国律师的知识结构单一，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ADR 业务领域构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专业型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律师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 还要求律师具备其他相关专业知识， 如金融、证券、房地产、知识产权、外语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的律师队伍虽然逐年在扩大，但在他们之间，真正具有综合性知识的人才很少。因此，相当一部分律师只能在诉讼领域开展业务，很难发掘新型的ADR业务。从另一方面看，律师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但ADR处理纠纷的灵活性决定了律师难以具备解决ADR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从实体角度看，ADR使用时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可直接依据社会风俗、习惯等处理纠纷。[13]而这些社会风俗、习惯在法律教科书里是难以学到的，律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ADR过程中就无法运用这些社会风俗、习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即使当事人在律师的参与下勉强通过ADR解决了纠纷，其结果与当事人的期望也可能相差一大截距离，当事人也会像“秋菊”一样困惑。[14]
（四）部分律师对ADR的冷淡态度
几十年来，我国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在长期的执业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赢得诉讼”作为职业成就标准的习惯。在法治观念的支配下，诉讼制度日益精巧、复杂、繁琐，立法者与司法者在努力充实法律正义内涵的同时却使法律日渐丧失平民化品质，法律与公民的距离越来越大，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化法律家阶层形成。因而在诉讼活动中，律师在其与委托人的关系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一切交给我好了”的律师??委托人关系模式也慢慢形成。[15]然而，ADR纠纷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当事人程序参与的强化削弱了律师的主导地位，降低了律师的职业成就感，所以有一部分律师抵触ADR的使用。另一方面，ADR本来的诉讼标的额相对于诉讼来讲都是较低的，而律师从中得到的收入更低，如果一个律师经常从事ADR业务，他的经济收入是很有风险性的。这样，律师参与ADR的积极性就不高。

五．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问题，首先从律师角度看，律师必须自觉调整职业成就的衡量标准，正确认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动从“赢得诉讼”到“解决纠纷”转换。律师还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并善于学习、更新、深化其原有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积累社会各方面的实践经验，以灵活运用ADR高效率解决纠纷。
其次，改革高等教育法学教育体制，应当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弥补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增加ADR课程，对学生进行谈判，调解等方面的专门训练；在律师队伍中培训、选拔调解人、仲裁员；强化律师的继续教育，国家应当设置专门的律师继续教育机构，完善律师继续教育体制，改善律师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律师提出的新要求。
再次，应当在立法上确定ADR中律师的法律地位，规范法律服务领域中的ADR，规定律师必须向当事人告知ADR程序，据此促使律师树立新型的职业成就观，并正确认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对律师参与ADR的收费，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如为鼓励律师在庭外促成当事人和解，德国于1994年6月24日颁布的《费用修正法》规定：律师如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庭外和解，可在法律规定的全部律师费外再多收取50的“和解费”。1998年10月，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下属的诉讼费用与上诉委员会确认，在计算报酬时应该计算作为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之代理人的律师为参加调解而花费的时间，这有力地推动了律师参与ADR。另一方面是规定当事人必须合理考虑使用ADR，甚至把ADR规定为处理特定案件如在法律援助方面的劳资纠纷，赡养纠纷等的前置程序，以间接推动律师参与ADR。规定律师参与 ADR程序不仅可以通过正面激励措施。而且也可以通过负面激励措施，比如，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遭受损失，并且该损失与律师没有向其提供采用ADR方式的建议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当事人可以向律师主张损害赔偿。

【注释】
　　作者为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研究生0502班。　
　　　
　　[①] 林应钦：《律师参与ADR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1期，第27页　
　　　
　　[②] 转引自廖中洪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