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激励智力创作还是保护经济投资?

北京大法律系袁泳

一、真正的作者与投资商之间的利益较量：激励创作与保护投资

----我们所理解的版权法是保护人们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思想和感情的表达的法律，典型的保护对象，如小说、音乐、绘画等，是作者个人创作的产物。对同一思想和情感进行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每一个人的创作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利用都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已有的创造性表达之外，另一个人再次进行独立的创造性表达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对较大。只要具备版权法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就可以得到版权法保护，不存在抄用他人表达的必然性。因此，作品没有绝对的价值高低之分，版权的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1)。相比之下，专利技术通常处于某一特定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虽然有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不只一个，但思路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已有的专利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随着新的作品类型，如电影作品、录音录象作品、软件作品和数据库的出现并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中普及，作品的创作已经逐渐从自由独立的作者单人创作的模式(2)向由雇主或委托人提供高薪报酬的多个创作者进行集体创作的模式转变，从个性创作向投资创作转变。作品创作中，作者的人格和个性的成分渐少，而组织管理多人集体参与创作必须的经济投资成分渐多(3)。智力作品与技术产品之间的界限的划分会越来越困难。在作品创作层面上，真正的作者的利益蛋糕面临着被投资商分享的危险。

----传统版权法中，激励创作的对象主要是独自创作的自然人作者。而电影作品、录音录象作品、软件作品、数据库的产生过程中，对成百上千的人共同合作的组织工作，以及先进的制作手段和设备显得越来越重要。最根本地，离不开电影公司、唱片公司、软件公司和数据库制作公司这些大型企业的巨额投资，迫切需要它们承担相应的高风险，于是它们对巨额利润的追求也就有了合理性基础。如同版权法对电影的保护不是保护摄影师，而是保护电影制片人这样的投资商一样，对软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软件设计人员，而是保护对软件生产进行组织和投资的软件公司。可见，新技术发展的趋势虽然不会改变版权法的所有传统特征，但是已经把巨大的经济投资引入到作品的创作之中。投资保护有可能成为版权法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主张投资利益保护的意见认为，作为雇主的投资商按照版权法享有集体创作的软件“作品”的版权，并没有什么不恰当(4)。还有学者表示赞同集体创作取代个人独立创作，并对数字技术环境中，单个作者进行创作的模式是否还会居于主导地位提出质疑(5)。他认为，长期以来，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作”主要以个人参与的方式进行的，从而模糊了一条真理，即写作基本上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他还认为，迄今为止，交互性和开放性的因特网发展状况表明，“电脑空间”大量存在着强烈的合作冲动下的创作，集体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如果在数字技术环境的版权立法中，能够放松“创作”概念中个人创作的紧箍咒，那么就可以走出传统版权法中被个人天分限制的狭窄范围，接纳集体创作，使这一真理得以再现，从而保护更大范围的文化利益(6)。

----笔者认为，以上主张虽有一定道理，但还需在不断上升和发展的数字技术进程中接受时间的考验。如果未来的数字时代中，集体创作的比例超过个人创作，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识别出集体创作过程中进行主持、决策并表达自己的个性的人，不难想象，识别工作无疑会变得非常困难(7)。特别是当成千上万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通过因特网共同参与作品创作，而且作品的内容因交互性和开放性的要求需要不断更新时，识别工作有可能会难上加难。

----与投资商对集体创作的“作品”享有版权的情形相呼应，区分独创性的智力表达与技术产品会越来越困难。智力作品与技术产品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之一的Trips协议的签订，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都受到美国版权领域实用主义的影响，软件作品、数据库、文字作品、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等可以如同大米和小麦那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进行交易。德国学者第莱尔(ThomasDreier)认为，这种实用主义对作者权传统中作者和作品的概念产生了消极影响(8)。

----在本文可以看到，在试图利用版权一劳永逸地保护所有软件、数据库和多媒体的投资商的愿望与传统的版权法的保护真正的作者的创作的宗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未来的数字时代，版权法究竟是继续激励智力创作还是转而保护经济投资，这个重大问题将会吸引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就计算机软件而言，虽然从国际版权界的发展动向来看，软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作为作品而受到版权保护，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软件的版权保护的一个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即这种保护很可能越来越无法满足对最体现软件价值的工具性进行保护的客观需要，从而暴露越来越多的弊端和局限性。在数据库方面，有一类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数据库，它虽然缺乏足够的独创性而无法得到版权保护，但却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有着巨大的商业应用价值，那么它的投资利益也应该受到版权保护以外的特别权利或其他方法的保护。多媒体的版权保护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是否应为多媒体单列一类新的作品类型，多媒体产业是否会引发作品分类传统的危机，国内外都还没有定论。发展多媒体产业，就需要尽量使权利结算简化，而这是否意味着必须牺牲长期以来形成的作品分类上的传统理性，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令人满意的答案何时能够产生，人们正拭目以待。

二、软件作品的版权保护实践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

----在美国，绝大多数软件都能得到版权保护，受到保护的软件的数量几乎等同于软件的总数量(9)。美国版权法对软件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如此之低(仅需独立创作而非抄袭以及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以至于软件案件中，软件的独创性判断都因不是问题而很少提及，法官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思想表达二分法及相应的侵权问题的判断上。美国版权法的第102条b对思想表达二分法有所涉及(10)。相比之下，德国版权法第2条之2对软件的独创性的要求较高，至少在欧盟软件保护指令生效之前，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它审理的大多数软件案件中，一直对软件的独创性持否认的态度，导致思想表达二分法的讨论从未真正被展开(11)。相应地，在德国能够到得保护的软件比在美国少得多。据统计，德国市场上的所有软件中只有5％能够得到版权法的保护(12)。

----美国最高法院于1992年对费斯特一案的判决是版权领域独创性方面最重要的判决。这一判决不承认以往占主导地位的额头出汗和辛勤收集原则，不保护事实信息本身，而只保护在材料的选择和安排上体现了独立创作、而且具有微小程度的创新的数据库。这一判决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数据库范围，波及对软件的独创性判断(13)。

----美国的版权法一直遵循宪法的版权条款规定的促进科学和艺术进步的目标。软件的独创性和区分思想和表达的头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促进这一宪法目标的实现。而受实用主义影响，美国的主导意见认为，对软件的投资越多，对科学和艺术进步的促进越大。即使实质上是软件的技术思想，只要来自于劳动和金钱的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对于完成软件的功能是必要的，就可以当作表达进行版权保护。于是，根据1986年的WhelanAssociatesv.JaslowDentalLaboratories一案的判决，实质上属于思想范畴的结构、顺序和组织(structure,sequenceandorganization)曾一度得到版权保护。1991年的ComputerAssociatesIntrnationalv.Altai,Inc.一案的法院则接受了费斯特一案的判决原则，不主张将版权保护从独创性的表达延伸至思想。费斯特一案和ComputerAssociates一案都认为，独创性的判断本身，而非额头出汗标准，为决定是否受版权保护和区分思想表达的唯一标准(14)。

----在欧盟的软件保护指令颁布和生效以前，作者权传统国家一直将一般作品上的严格的独创性标准适用于软件。与美国比较起来，作者权传统的独创性更注重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独特联系，注重作者刻印在作品上的个性。也就是说，仅做到作者独立创作而非抄袭是不够的，作品的表达必须体现作品的个性。因而独创性的判断离不开“个人印记(personalimprint)”的要求。随着国际软件产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以法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洲作者权传统国家逐渐意识到，软件是一种高度技术性的产品，从保护软件产业商的投资利益的实际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审美特性和个人偏好出发，法国的法院在软件的独创性判断问题上有了较大松动，不再坚持对软件适用“个人印记(personalimprint)”的要求，而是适用“个人贡献”(personalcomtribution)这一较低标准(15)。然而相比之下，德国仍然固执已见。德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软件案件中，尤其是1991年的Betriebssystem一案中，软件作品的独创性判断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要求体现作者的个性，第二步要求体现作者个性的程度要显著超出一般软件的水平。对此，批评意见认为，德国最高法院在这一案件中适用的独创性要求之高，甚至超出了德国版权法中对独创性的规定(16)。对此，已生效的欧盟软件保护指令有针对性地在正文前的共同立场之8中指出，判断(软件)的独创性，不得适用对软件的质量或审美性的测试。另外，该指令第1条第3款规定，软件的独创性判断只看其是否为作品独立的智力创造，而不应适用其他判断标准。从而将导致德国不得不降低对软件独创性的要求。

----从1964年计算机软件在美国版权局首次登记至今，最早对软件进行版权保护、软件产业最发达的美国，在软件版权上的立法司法探索，已历经30余年。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为软件的表达提供直接的版权保护而为软件的技术思想提供间接保护，从而积极推动软件产业壮大发展的目标逐渐确立。但在软件的版权保护初期，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提出疑义，认为版权法并不适合于软件保护，理由有：其一，版权保护期限对于发展如此迅速的软件技术来说显得太长了(17)；其二，版权法提供的自动保护容易在软件产业中造成技术垄断。美国软件产业界则认为，与版权保护方法相比，申请用专利保护软件中的技术思想，困难太大。专利法中严格的三性要求(即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冗长的审查过程和相对短得多的保护期限，都是不利因素。美国版权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与版权保护方法相比，用专利保护软件更可能造成软件产业领域的技术垄断，从而不利于软件产业者之间的竞争；为保证软件产业的充分投资，就不得不突破传统的版权法模式，为软件提供版权保护。

----美国软件版权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直接保护软件的表达而间接保护软件的技术思想这一设想的副作用开始凸现，版权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软件版权保护的局限性。版权保护范围中的独创性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软件创作的客观激励工具，但是软件最有价值，从而最需要保护之处并不是独创性表达。版权或作者权仅仅保护软件中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即作品性，也就是软件编程人员对软件的独创性表达，而最体现软件价值的、能够解决用户的特定问题的工具性却难以包容在版权或作者权保护范围之内。不论是软件的用户还是软件的权利人，都不关心软件的表达的独创性是否明显，或第三人是否擅自使用其独创性的表达，而是关心软件的功能是否足以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或软件的技术构思是否被第三人非法利用。

----软件版权保护的现状说明，为软件作品相对价值较低的表达部分提供了过多保护，而对与表达无关的、体现宝贵构思的部分的保护明显不足。由此，有学者认为，软件本身仅是维持计算机运行的工具，不能直接带来知识进步，所以应当被排除在作品的范围之外(18)。我国学者较早就曾注意到版权或作者权保护软件的缺陷而主张对软件提供工业版权保护(19)。还有学者主张软件应与数据库、某些摄影、录音作品等一样，作为“准创作作品”(quasicreation)，在版权法以外对其劳动和投资进行保护(20)。另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版权法对软件的保护等于在法律制度上否认了对工具性的保护，是对公众福利的严重损害，应考虑用邻接权来保护软件(21)。

----Trips协议中写进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保护的条款(22)。WIPO的版权条约的第4条也对此表示附和。笔者认为，从国际版权界的发展动向来看，在理论上并不适合用版权保护的软件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一直作为作品而被版权保护。尽管如此，目前已经初步显露的软件版权保护的弊端，将有可能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大和加深，最终会给软件产业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三、对独创性不足但有巨大商业价值的数据库的版权外保护

----在数据库保护问题上，版权传统与作者权传统之间存在分歧。伯尔尼公约没有直接涉及数据库的保护问题。公约的第2条第5款规定，选择和安排构成智力创作的作品的汇编受到版权保护。这样，材料由多个作品组成，而且内容的选择和安排构成智力创作的数据库可以得到版权保护。另外根据TRIPS协议第10条，不仅材料由作品组成的数据库，而且材料由非作品的数据组成、内容的选择和安装构成智力创作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版权保护。

----在版权传统，尤其是美国的版权法中，1991年的费斯特一案之前，出于保护数据库产业者的投资利益的需要，额头出汗和辛勤收集原则一直长期适用，数据库的独创性要求非常低，只要并非抄袭自他人，而且付出了实质性投资(包括经济投人、时间、精力等)就可以得到版权保护。也就是说，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不具有独创性的，非作品的数据库也能以额头出汗和辛勤收集为由在美国得到版权保护。这一点是作者权传统所不能接受的。作者权传统一直坚持，只有内容的选择和安排构成智力创作，符合独创性要求的数据库才能得到作者权的保护(23)。

----199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费斯特一案中的判决，是美国版权制度中数据的独创性问题上的重大转折点。在这一案件中，费斯特公司抄用了乡村技术服务公司出版的电话簿的白页部分，并在比乡村公司覆盖的地理范围更广的范围内出版发行。由于两家公司在黄页的广告上存在竞争关系，乡村公司拒绝许可费斯特公司对白页上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用户姓名、居住城镇、数量等信息进行复制。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作出了有利于乡村公司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却以乡村公司的白页信息缺乏独创性为由，拒绝对其提供保护。最高法院认为，独创性判断是提供版权保护的唯一要件，要求作品是独立创作的而非抄袭，而且具有至少是微小程度的创造性。只要出现一处创造性的火花，而不论这种创造性多么粗糙、卑微或不明显，也足以满足这种创造性。事实信息本身没有独创性，以事实信息为组成材料的数据库必须在材料的选择和安排上具备独创性，才能得到版权保护。

----最高法院拒绝根据额头出汗原则对乡村公司的数据安排和整理所花费的劳动予以保护，认为版权法的主要目标不是对作者的劳动给予报酬，而是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24)，根据版权的基本政策，科学书籍的创作目的就是传播有用的知识，而自由接触事实信息是促进科学和技艺进步的方式之一。否则，如果对单纯的事实信息提供版权保护，就会使版权法的上述目的落空。

----根据费斯特一案的判决，大多数数据库，即依照客观标准对事实信息进行选择的数据库将无法得到版权保护。由此引发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依据人名、电话号码、事件或事实的字母顺序这一客观标准排列的数据库，事实信息的采编越齐全，地域覆盖范围越广，就越能灵活地适应不特定的用户的需要从而越受欢迎，不同职业背景的用户根据简单的一个或数个单词、字母或数字就能进行查找和检索，并不需要数据库的制作者对信息进行刻意的选择和安排(25)。这类因缺乏独创性而无法得到版权保护的数据库具有不可忽视的商业价值，相应地，也就有保护其投资的必要性。因此，自费斯特一案判决后，这类数据库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多引人注目。

主力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关键词: 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适用
内容提要: 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国家没有对这类特殊的企业专门立法，故在审理该类企业的纠纷时，司法实务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统一。以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为例，结合对合作社这一特殊企业类型的比较，可以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加以深入辫析。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笔者认为，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人特征、机构组成和财产组织形式分析，它是一种兼具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以股份制经济为主，吸收某些合作制因素，少数以合作制为主，吸收某些股份制因素，而两者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因素，这种结构表现了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合作社向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过渡的特征。[5]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人合与资合的特征，是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它既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首先，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生看，这个类型的企业具有合作社的某些特征。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从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来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式出现是基于中央1985年的“ 1号文件”即1985年1月1日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该政策第八项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各种合作经济组织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民间基本上都被简称为合作社，合作社是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经营的方法谋取社员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的社团法人。合作社是与公司并列但不相同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社团法人，具有互助合作性；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较灵活，是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6]

此后，我国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借鉴了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正式提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概念：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然而，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具备合作社的某些特征，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合作社。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目的是要改革国有的和集体的企业，以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企业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的统一。这类企业的特征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职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在利润分配上是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的统一。正如1997年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公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3条所述：“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得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

我国合作社主要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7]但是从现行的立法来看，仅有2007年7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与类型，规定了其所有制性质，而股份合作制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其依据多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各类指导性意见，如《指导意见》。

其次，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属性。《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类企业的一个组织形式。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糟行办嘟第3条也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法人，这也是其区别于原先合作社的关键之处，因为原先我国各类合作社中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都是法人。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适用——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

股份合作制成为城市许多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己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关于这种类型的企业，立法者却一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指导意见》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在第20条规定：“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按照本意见的精神，实行股份合作制。各地应在不违背股份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参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的实际，制定有关配套政策，采取措施积极解决企业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股份合作制企业健康发展。”因此，为规范和保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制和发展，各地都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法规，如1997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1999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等。

但是，就法律位级而言，《指导意见》仅是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规定得比较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而地方性的法规不仅没有普遍的适用效力，而且也欠缺实务操作性。法院在解决很多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问题和纠纷时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由此，司法裁判中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规缺位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纠纷必须得到解决，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存续和纠纷的化解，更与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2003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针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明确提出“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比较重视股份合作制这一类型的企业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