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法国际化问题刍议
——从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等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范健 南京大学 教授
关键词: 商法国际化/法律移植/法律辐射
内容提要: 商法国际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必然要求。从商法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分析商法国际化面临的法律困境，思考中国商法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商法的中国国情与法律移植和法律辐射的协调，力求为中国商法国际化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提供法律保障。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商法在调整国内市场商事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调整跨越国界的商事关系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关系，这对中国商法的国际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市场经济起步不久，商事领域的法律体系虽初具规模，但具体规范尚有许多缺失，尤其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待时日，导致国际商事贸易争端不断。2012 年 10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称，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征收 14. 78% 至 15. 97% 的反补贴税和 18. 32% 至 249. 96% 的反倾销税，具体征税对象包括中国产晶体硅光伏电池、电池板、层压板、面板及建筑一体化材料等。[1]2012 年10 月 8 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华为和中兴通讯可能威胁美国国家通信安全，对华为和中兴进行禁止销售。[2]
这些争端给我们法律领域敲响了一个警钟，在跨国商事交易和争端如此频繁的今天，我们解决国际经济冲突，不能仅仅停留在贸易冲突法领域，更应从中国商法中寻找引发争端的企业机制和市场规则等深层次问题，在理论上探寻中国商法国际化的路径，在吸收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完善中国商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在国际商事制度设计中发出我们贸易大国声音，将中国商法的新理念灌输到具体的国际规则之中，使之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商事利益。
一、商法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一）商法国际化的必要性
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商法纠纷的频繁，跨国商事法律适用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假如一国商法没有国际化，会带来以下问题：首先，各国之间商法规定差距很大，当事人自然会通过各种手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实体法，规避对自己不利的实体法，从而可能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判决结果。其次，当事人之间遵循的交易规范不统一，通常，双方会花大成本去研究其中的利与弊，考虑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交易规则，从而使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增加。最后，商事纠纷处理比实体规范多了一道选法程序，尤其当各国实体法存在差异时，法官会因为不熟悉外国法律而发生适用外国法困难，这些情况都是与商事活动追求效率、快捷和安全的理念相背。
（二）从商法的历史与现状看商法的同源性
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为当时商事活动中形成的交易习惯的总和，这些交易习惯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商人在商事交易时形成的习惯，这些交易习惯与诸法合一的古代社会中各民族或国家基本法典规定的交易规则不相同。英国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中世纪，它是以商人习惯法的形式出现的，即事实上支配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第二阶段始于国家主权这一概念被普遍采纳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商人习惯法被纳入各国的国内法制度。这一进程尽管是世界性的，但各国在实施上却出于不同的原因和采用不同的方式，并且实施的程度也不同；第三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商法国际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作为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国际主义概念的恢复的补充，法学领域中则恢复了国际商法的概念，出现了旨在发展为国际商业自治法的新商业习惯法。它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尽管由各主权国家的主管机关适用，却在试图摆脱各国国内法的民族色彩，这一发展值得密切注意。[3]
从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产生于不同地区商人之间的商事交往而形成的商事交易习惯规则，是作为商人阶层特有的自治性法律而存在，是商人团体的统一法律，是超越国界的。可以说，国际性是商法与生俱来的品格[4]。虽然后来经过各个国家的立法机关按照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上升到国内法律层面，但是无法否认其源于同一渊源这一历史事实，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事贸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商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国际化，从侧面也反映了商法的同源性。
从商法的现状来看，比如公司、票据、海上运输等方面的规定，究其本源，都可以从中世纪的商事交易习惯中看到影子。因为这些交易习惯是商人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法则，经过时间长河的检验和磨合，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所以，各国成文商法将其纳入规范体系。虽然由于某些原因和历史特殊情况，各国商法中的具体规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商事交易的规则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三）从商法的原则与理念看商法的同质性
商事交易规则设置倾向于方便、快捷和防范风险，这种设置的特点是商事交易有自身一套技术性很强的交易规则，这些规则是商人之间 （不管是国内商人，还是国际商人）通过长期交易活动形成的习惯，较少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特点密切相关，这是商法的同质性。一个国家制定国内商法时，其实不是在创造商法规则或者说主要不是在创造商法规则，而是将现有已经存在的商事习惯规则，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商法一开始是商人之间的交易规则，后来得到各个国家的确认，形成了国内商法。只有充分认识商法的国际性，才能使商法彻底摆脱简单商品经济完善法的理念，摆脱 “商法是民法特别法”思想的束缚，克服民法 “民族性”、“地域性”的限制，走国际化的道路。[5]
商法规范偏重于技术性，反映了现代经济讲求效率和便于国际贸易交往的要求，带着很强的通用性和创新性[6]。商人之间在进行互通有无的商事交易活动时，往往可以跳出市民社会的限制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更多的是追求交易效率和安全。这些具体规则是对商事交易活动的直接调整，因此有很强的针对性，什么样子的交易活动就相应有什么样子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这就让商法形成很强的技术操作性。比如票据法中的无因性原则、承兑背书转让模式。当出现纠纷时，商人选择的是由商人阶层自己组成的专门法院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商人法院通过判例的方式，将商人在交易活动中普遍适用并得到各方认可的习惯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使其更具有普世性。总而言之，商法的技术性立法理念，打破了地域、文化、传统和小市民社会的束缚，成为各个地区能普遍接受的一种技术性法律规范。
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同质进程加速推进，商法的趋同化趋势日益加强，并构成 “法律全球化”实践最突出的一部分。[7]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商法统一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的迅速扩张，国际层面的立法不断得以加强。另一方面即为国内商法的国际化，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商事法律规则正在进行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不同法系之间的互动融合。[8]
二、商法国际化困境分析
（一）法律国际化的困境
所谓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蕴含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准则，使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法律发展趋势。[9]法律国际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在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中，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对于法律价值的一种普遍性认可。然而，由于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差异，不同国家和民族对法的价值观并不能同步进展，相反，还会产生抵触和冲突，常常使法的国际化陷入困境。
（二）商法国际化面临的特殊法律困境
1．从传统和现实的路径，探寻商法国际化的特殊法律困境
几千年封建社会 “重农抑商”的思想，使中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能够有孕育 “商法”的土壤，近代中国商法的制定几乎全部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而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无现代商法可言。实际上中国商法的发展从九二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不过二十年。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仍处于转型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需求愈益强烈，现实立法和规则仍在二者平衡，其结果，这种从观念到体制上的矛盾以及基于此形成的企业与市场格局造成了中国商法国际化的法律障碍，造成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不被国外所承认。
2．从经济利益特有的角度，探寻商法国际化的特殊法律困境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
（1995年3月31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5月29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4月28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中等职业教育是指本市所属就业前的中等专业教育、中等技工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
第三条 中等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保证质量，积极发展。
第四条 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是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依法应尽的义务。
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和捐助中等职业教育。
第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办学方向，培养中初级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和其他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
第六条 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应执行国家关于“先培训、后就业”的就业制度，优先录用和聘用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第二章 办学和职责
第七条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一）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办学；
（二）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办学；
（三）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办学；
（四）社会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外人士与本市合作办学，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鼓励、支持各方面力量办学；
（三）为国家所办学校筹措经费，提供基本办学条件；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五）建设示范性学校。
第九条 行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自办或联合举办中等职业学校。鼓励大型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举办中等职业学校，其他企业事业组织可以参加联合办学。行业组织和企业所办的中等职业学校，主要为本行业、本企业培养中初级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和其他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
企业事业组织应接受对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生产实习，并按有关规定提供技术指导、劳动保护和必要补贴。”
第十条 联合办学的各方应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严格履行协议的规定。
第三章 领导和管理
第十一条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市和县（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
第十二条 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应按照职能分工做好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工作：
（一）教育部门主管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督促检查有关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综合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高中，并对学校进行检查评估；
（二）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教育、人事、劳动等有关部门做好中初级人才需求预测，编制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年度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就业指导计划；
（三）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协调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组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技术等级考核鉴定工作，综合管理技工学校，并对技工学校进行检查评估；
（四）财政部门根据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步骤，相应安排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指导并监督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多渠道筹集资金；
（五）行业组织负责管理所属中等职业学校，指导本行业的中初级人才培养工作，协助教育部门做好中等职业教育的协调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自办的中等职业学校，由举办单位自行管理；企业事业组织与其他方面联办的中等职业学校，联办单位应参与管理。
第十四条 中等专业学校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市教育、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和省教育、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
技工学校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市劳动、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劳动、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市区的职业高中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市教育部门批准，县（市）职业高中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教育部门备案。民办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的设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批。
第四章 教学和设施
第十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具备与学校性质、任务、规模相适应的校舍、师资、经费、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体育设施和实验、实习场地等办学条件。
第十六条 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应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城市应适应提高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农村应适应调整产业结构，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展乡镇企业，开展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
第十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坚持教学和生产相结合、教学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服务相结合，重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教学，突出职业技能和社会实践的训练，加强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
第十八条 中等职业学校自主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或移用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场地、设备、财产。
第五章 校长和教师
第十九条 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职业教育事业，有教育工作经历，熟悉专业，掌握一定的教育理论，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第二十条 中等职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校长的任期一般为三至四年，可以连任。
第二十一条 校长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应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为人师表。
中等职业学校的文化和专业理论教师，应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专业理论教师还应具有本专业的生产、业务实践能力。
实习、实验指导教师应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应的技术业务水平。
不具有规定学历的现任教师，应按照国家规定，通过进修在规定期限内取得合格学历。
第二十三条 中等职业学校可聘请符合条件的在职或离退休科技人员、技能突出的人员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
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可在中等职业学校兼职和兼课。
第二十四条 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评聘现岗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并可通过参加全国统考，获得其他专业技术资格。
第二十五条 办学单位和学校应为教师的在职学习和进修、培训提供必要条件。
第六章 招生、考核和就业
第二十六条 中等职业学校主要招收已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毕（结）业生，学制一般为三年，少数专业经批准可适当缩短或延长。
第二十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修业期满，学校应对学生德、智、体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经考试考核合格，发给经教育部门或劳动部门认可的毕（结）业证书。
中等职业学校的毕（结）业生，所学专业有国家颁布的技术等级标准的，由劳动部门组织技术等级考核鉴定，合格的发给相应技术等级证书。
毕（结）业证书和技术等级证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就业及就业后享受待遇的主要凭证。
第二十八条 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就业，遵循面向社会需要，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原则。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为毕（结）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第二十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面向农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应在承包土地，发放贷款，获得农业生产资料，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
第七章 经 费
第三十条 中等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通过各级人民政府拨款，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合理负担，办学单位自筹，受教育者缴费，校办产业创收，社会捐资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应保证并逐步增加对所属中等职业学校事业拨款，使在校生人均职业教育费和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安排中等职业教育补助专款。
教育费附加按规定拨给中等职业教育的部分，由教育部门按规定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第三十三条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应按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学费和杂费的收取标准由市、县（市）教育、劳动、物价部门在省规定的项目和收费幅度范围内提出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人士捐资助学。
第三十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财务管理应接受教育部门监督和审计部门审计。
第八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忠于职守，为推行中等职业教育改革、提高办学质量作出显著成绩的校长和学校工作人员；
（二）热爱中等职业教育，为人师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出显著成绩的专职、兼职教师；
（三）积极为中等职业学校输送、培养师资，资助经费和提供设备，开展中等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为中等职业教育作出显著成绩的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四）为维护中等职业学校的合法权益作出显著成绩的部门和个人；
（五）经检查评估，办学水平高、社会效益显著的中等职业学校。
第三十七条 有违反本条例行为之一的，分别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移用学校校舍和场地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会同土地、房产等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退还，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二）未经批准开办中等职业学校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其补办手续，不具备办学条件的，责令其停办，并没收非法所得，其所发的学历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不予承认；
（三）未经批准撤销中等职业学校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责令其恢复；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四）中等职业学校违反规定颁发的学历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由教育部门或劳动部门责令其收回，并没收非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应出具处罚决定书。
第三十八条 不履行联合办学造成损失的，由违反协议的一方负责赔偿损失。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不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由市或县（市）人民政府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侵占、破坏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场地、设备、财产，干扰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秩序，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