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１５号）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已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经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保障工会依法行使各项权利和履行各项义务，维护工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工会和职工，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工会必须遵守、维护宪法和国家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国家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
　　第四条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依法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


　　第二章　工会组织


　　第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依法组建工会。
　　上级工会有权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对新建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上级工会应当帮助和指导职工在六个月内组建工会，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七条　工会组织的建立、分立、合并，必须报经上一级工会批准。
　　任何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工会组织撤销或者合并归属于其他工作部门。
　　基层工会所在的企业终止或者所在的事业单位、机关被撤销，该工会组织相应撤销，并报告上一级工会。
　　第八条　各级工会设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不足二十五人的基层工会设女职工委员。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代表和维护女职工的特殊权益。
　　第九条　乡（镇）、街道建立工会或者基层工会联合会，依法开展工作。
　　第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有职工二百人以上的，依法配备专职工会工作人员；职工不足二百人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会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省、市、县（区）总工会、产业工会，从成立之日起即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法律规定的法人条件的，经省和设区的市总工会法人资格登记管理部门审核登记，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其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
　　第十二条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劳动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国家和本省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可以由本单位工会或者上级工会与用人单位协商约定。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及其配偶以及双方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不得作为本单位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人选。


　　第三章　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工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帮助、指导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通过建立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依法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
　　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或者行业，可以由乡（镇）、街道工会或者产业工会代表职工分别与相应的企业代表组织或者企业进行平等协商，签订区域性或者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协议。
　　工会对企业、事业单位执行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　企业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依法主持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同级工会派代表参加；工会劳动争议仲裁员经同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聘任后，参加仲裁活动。
　　第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或者有关方面协调，反映职工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书面报同级地方总工会。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
　　第十八条　工会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
　　第十九条　工会会同企业、事业单位教育职工以国家主人翁态度对待劳动，爱护国家和企业的财产，组织职工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活动，进行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和职工培训，组织职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总工会应当为工会组织和职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第二十一条　工会依法对企业、事业单位为职工交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支持工会组织职工开展各类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
　　第二十二条　工会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就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被调查单位应当对工会提出的意见予以答复。
　　第二十三条　根据政府委托，工会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培养等项组织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与同级工会、政府所属部门与相应同级产业工会应当建立工会对政府涉及职工利益工作的民主参与制度，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协商会议、座谈会等方式，通报政府和所属部门的重要工作部署和行政措施，研究解决工会反映的职工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对地方性劳动法规、规章、政策、劳动标准的制定实施和有重大影响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调查处理等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劳动关系方面带有全局性、倾向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或者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职工（代表）大会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正确行使职权。
　　第二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违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制度，工会有权要求予以纠正。工会有权对企业、事业单位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决议的全面落实，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代表参加；其他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代表参加。
　　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工会提名，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九条　基层工会不脱产的委员依法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所占用的生产或者工作时间，从事劳动法律监督、劳动争议调解、劳动保护监督的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所占用的生产或者工作时间，应当计入劳动或者工作量，其工资和待遇不受影响。


　　第四章　工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三十条　工会经费的来源：
　　（一）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的经费；
　　（三）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补助；
　　（五）其他收入。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拨缴的经费在税前列支。
　　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第三十一条　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应当于每月十五日前向工会拨缴经费。机关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应拨缴的工会经费列入年度预算，按时足额拨缴，也可以由财政直接划拨。
　　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组成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对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的单位，工会应当催缴；催缴无效的，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工会应当根据经费独立原则，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按照有关规定上解和使用经费，并接受上级工会的监督。
　　工会经费的使用应当依法接受国家的监督。
　　上级工会有权对下级工会所在单位拨缴工会经费的情况进行检查，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四条　各级工会建立经费审查委员会，依法对本级工会和下级工会执行预算、决算及经费收支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定期向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或者全体委员会议报告经费审查情况，并接受上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指导。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每年给工会一定的经费补助，为同级工会组织用于办公和开展职工文娱、教育、科技、体育等活动提供必需的场所和设施，为职工享受疗（休）养等集体福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总工会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会由工会经费形成的资产，属于工会资产，不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由工会组织进行资产清查登记和管理。
　　第三十七条　工会财产、经费和拨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
　　破产企业工会所有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不参加破产财产分配。
　　第三十八条　工会组织合并的，其财产、经费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工会组织分立的，其财产、经费由原工会合理分配；工会组织撤销、终止的，其清偿后剩余的财产、经费由上一级工会处置。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总工会、产业工会及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离休、退休工会工作人员的待遇与国家离休、退休的工作人员同等对待，已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地区，工会离休、退休人员费用由养老保险统筹解决，未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地区，由同级财政负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具体履行与工会法律、法规相关的行政执法职责。
　　工会对侵犯工会组织和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按照行政管辖权限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予以处理；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由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会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处理请求，或者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提起诉讼：
　　（一）拒绝组建工会，阻挠或者变相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
　　（二）妨碍、阻挠职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的；
　　（三）非法撤销、合并工会组织的；
　　（四）妨碍工会参加职工因工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处理的；
　　（五）擅自变动工会负责人工作，阻挠、干扰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对工会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进行打击报复的；
　　（六）职工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七）拒绝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者不履行集体合同的；
　　（八）未按规定支付工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及保险、福利待遇的；
　　（九）侵占、挪用或者任意调拨工会经费或者财产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侵害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和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四十二条　工会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损害职工或者工会权益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处分；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工会章程》予以罢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界定

陈宝军


　　摘要：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的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笔者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该定义具有的基本内涵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并明确了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私了、刑事谅解、辩诉交易等概念的区别。
关键词：审判阶段 刑事和解 犯罪处置方式 轻缓化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甚至形成了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例如，无锡市的公检法司《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理论界也对刑事和解作了探讨，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而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探讨比较少，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法院还是在进行积极探索，例如无锡市中院及基层法院的刑事和解试点，再如2009年郑州市中院对河南首例重罪案刑事和解后，被告人得到轻判。可以说，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刑事和解都在成长中，“刑事和解现象的出现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它从来不是在什么有系统的、现成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司法实践中带有一定自生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一个改革试验。第二，刑事和解制度没有一个固有的模式，它基本上是边探索、边试验、边调整。”[1]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以下简称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陈兴良教授认为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构成该学科内容的概念的明确和完整紧密联系的。只有在概念统一，内涵确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2]
　　二、和解的释义
　　所谓“和解”“从字面含义来看，‘和’的含义是‘平和、和缓、和谐、和睦’，而‘和解’的含义则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可见，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和解’实际上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中‘和’是手段，‘解’是目的。”[3]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着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解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倡导的人和、兼爱、不争、至善，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要轻易做出判决，要采取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以“无讼”作为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在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一直以“贱讼”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才出现“健讼”的现象，但是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调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模式”到近几年最高法对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要求，都把调解或和解作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院应有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的诉讼理论上，和解可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4]由此可以看出此处的诉讼上和解主要是指在审判阶段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释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诸种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1、刘凌梅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5]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西方VOR 的翻译。2、宋英辉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件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在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和解后，被害人对加害人刑事处罚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有关机关通过审查，对加害人作出比较宽缓的处理。因此，刑事和解并不是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处分，这一点与辩诉交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规定。当然，有学者主张刑事部分也可以和解，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做不到，刑事部分的和解是将来立法解决的问题。[6] 3、陈光中、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7]
　　从以上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可以看出都是将刑事和解的概念尽量细化，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毕竟现代意义的刑事和解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个新生事物，实践初步展开，理论正在探讨，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形成统一的共识。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应当把刑事和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能将范围定义的过于狭窄，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8]就将刑事和解看成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从而排除了侦查、审判，甚至执行阶段的刑事和解。孙勤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某种机构或者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宽缓倾向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9]笔者赞同孙勤博士的意见，将刑事和解界定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概念。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刑罚的本质存在四种理解可能：一是刑罚适用方式，二是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三是刑罚执行方式，四是犯罪处置方式。[10]笔者也赞同第四种理解因为刑罚适用、刑事责任承担、刑罚执行都不能涵盖刑事和解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有犯罪处置方式可以更全面的反应现象，揭示了刑事和解的本质。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刑事和解是具有特殊活动内容的犯罪处置方式。在这种活动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协商构成刑事和解活动的主要内容。对话侧重的是双方认识、情感的沟通交流；协商侧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商量协议。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被害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而被害补偿又是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确定的。”[11]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另外还提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五、审判阶段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
　　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居间调处，促使民事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妥协，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私法自治和权利处分原则的表现，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事人在法官的斡旋下可以适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纠纷得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在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的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就属于这一领域。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法官只是一个中间人，法官的任务就是召集双方、释明法律权利与义务、说明利害关系、确认刑事和解协议等等，至于能不能达成和解，法官不得强迫、引诱，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始终站在主导地位。所以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型的民事调解的最大区别就是法官的作用、地位不同，前者法官的作用很小，而后者是纠纷双方与法官都占主导地位。
　　（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私了
　　私了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者他人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中立的第三者并且没有程序性。与调解相比，私了更强调的纠纷主体的自由处分权，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也就是说私了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还没有进出诉讼程序，公权力介入之前才能行使的，并且私了没有法官作为中间人，这是两者的明显区别，
　　（三）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
　　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刑事和解”这一概念，应当将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取而代之。“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与发生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应当严格地予以区分。‘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存在的概念，甚至已经在刑事自诉理论中使用。所以，将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而将‘刑事和解’界定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和解，不仅能够实现刑事和解概念与民事和解概念之间的‘接轨’还有利于刑事公诉和解概念与刑事自诉和解概念之间的‘并轨’” [12]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适用阶段的不同，前者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主体，法官作为中间人，适用于审判阶段；后者以被告人与控方为主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
　　（四）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以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辩诉交易主要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它与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有以下区别：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后者的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2、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在检察机关掌控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后者是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3、内容不同，前者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后者仅仅是刑罚交易。

注释：
[1]陈瑞华教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的发言，见《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年第4期。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日]青山善允、伊藤真著：《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第260页。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5]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6]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10]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11]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2]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 陈宝军